曲折与前行：新中国前三十年古籍整理历程（上）

诸伟奇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摘要：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古籍整理事业经历了起步、发展、重创与前行的历程：习仲勋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个文件，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和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标志了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进入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的崭新阶段；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是二十世纪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一大批成果的出版，说明了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已取得初步繁荣；古籍整理现代范式和标准的确立，开启了古文献学科研究的新篇章；“文革”爆发，使古籍整理事业遭受重创；“四人帮”覆灭，经历了三十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古籍整理正蓄势待发。

关键词：新中国前三十年；古籍整理；古文献学；曲折前行

一 、古籍整理工作的起步与新变（1949—1957）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翻天覆地的巨变中，作为文化学术事业一部分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发展也进入全新的阶段。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水浒》七十回本

1、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

1949至1952年，我国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整理和重印的文史类古籍数量很少，主要是北京、上海的一些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四年时间，古籍整理出版只有29种，分别为1949年（10月以后）2种，1950年7种，1951年16种，1952年4种，其中，王沂暖译本（元）福幢《西藏王统记》、王重民编纂的《敦煌曲子词》（该本3卷，辑成于1940年，至1950年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祖谟《广韵校本》及中科院所编的《明清史料》（丁编）价值较高。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聂绀弩任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简称古辑室）主任。冯雪峰明确提出，从《诗经》、《楚辞》直至清末的文学名著，一切优秀的古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都要系统地整理出版，向广大读者提供可靠的读本。在整理方法上，他强调要有朴学家的精神，即版本须择优，校注要严谨。他还从全国各地广泛延纳一批专家学者，充实古籍整理编辑骨干，许多著名学者专家如顾学颉、张友鸾、黄肃秋、汪静之、钱南扬、陈迩冬、王利器、童第周、文怀沙、赵其文、王庆淑、冯都良、严敦易、舒芜、周汝昌、王士菁、林辰、周绍良、麦朝枢等，都曾在古编室工作过[1]。

人文社古辑室对建国初期的古籍（特别是文学古籍）整理路径的探索、方法的完善以及学术质量的提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振铎的《关于<永乐大典>》，文中介绍了《永乐大典》卷帙、字数、编纂过程，主要内容、价值及命运，强调了要“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2]。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他也是国内外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献学家，这篇文章是解放后党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古籍和古籍整理的文章。

2、《水浒》七十回本的出版

聂绀弩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编室主任后，进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校订七十回本《水浒》，该书于1952年10月出版。该本以金圣叹批改删订的明贯华堂刊七十回本为底本，删除金圣叹全部评语，又对金氏所改文字依照《水浒传》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恢复原样。为便于普及，整理者还对书中一些现已不习见的词语，作了注释。作为新中国建国后由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它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水浒》的出版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还为之发表短评《庆祝<水浒>的重新出版》。短评中说：《水浒》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并有多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为了照顾读者阅读方便，以明末清初（公元十七世纪）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为底本，慎重订正后加以重印。……《水浒》的校订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研究整理我国古典文学的成绩之一。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整理工作，是千万人所期望的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事情[3]。

1953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郑振铎《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一文，文中指出“我们将怎样把那么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加以普及”的问题，指出“做好古典文学遗产的注释工作乃是一切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必须用全心全意来从事的长期的事业”，强调“要做好注释的工作，必须首先”具备版本知识和技能，“第二是把许多异本加以整理、研究，去其妄者，伪者，存其善者、真者。不尽信古，也不完全疑古。”“第三是不仅注释其文句，也应该研究、批判其内容。”[4]《水浒》出版后，紧接着《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聊斋志异选》等一大批读者喜闻乐见的古典小说相继整理出版。

（二）、习仲勋的批示与古籍出版社的成立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对出版总署关于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报告做了批示。批示指出：“为了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团结一部分学术研究工作者，建立这样一个出版社是很必要”；根据需要和条件，“工作可由少到多”。

3月1日，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之前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陈克寒根据习仲勋批示，对成立古籍出版社的宗旨、要求、任务、机构、人员等，向“仲勋同志并中央宣传部”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5]。汇报信首先确定了成立古籍出版社的宗旨，就是为了保存、整理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团结学者、促进学术研究。继而分析了古籍整理和出版的状况，指出“抗战以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曾出版古籍，但抗战后就很少出版这类书了。解放以后，古籍的出版在全国来说几乎完全停顿了，即令有个别国营或私营出版社出版一点古籍与整理古籍的成果的书……但出版的种类既少，而且没有通盘打算。”强调“由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开始与开展，古籍的需要逐渐增加，不少学校、图书馆、文化学术团体、干部、教师要求供应一些古籍，作研究参考或阅读欣赏之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与专家，逐渐要求出版一些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作品，或者把他们以前出版过的这方面的作品重新修正出版。”所以出版管理层面也希望“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但终因其他的任务繁重，且没有一个编辑出版的班底子可作依靠，因而迟迟未能下手。现在看来，再不下手就更加落后于需要了，的确如仲勋同志批示上所说的那样，‘工作可由少到多’，如果一味等待，不从现在开始做起，将来是不会大起来的”。汇报信还讲到了汉文字典与辞典的需要，强调其“在读者需要的迫切程度与涉及人数之广上来说，更甚于古籍”。最后提出三条意见：“一、建立一个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中国古籍与汉文字典、辞典，由齐燕铭同志主持。二、古籍与字典、辞典的编辑出版工作，必须与学术研究工作相配合，因此，古籍出版社应该受中宣部科学处的领导。三、为了建立古籍出版社，首先需要解决房屋问题。今年初成立时以100人计，约需办公室1450平方米（平均每人需14.5平方米），宿舍3800平方米（因作这些工作的人，在生活上不能不照顾得好些，所以每个家庭住房单位面积就要大些）。”这三条意见，确定了古籍出版社的任务、归属和领导人，最后一条关于办公用房和专业人员住房的安排，体现了当时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195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部署会议，讨论了上述报告，会议决定：“一、在中华书局内设编辑部，但用古籍出版社名义出书，由小到大，从影印古籍工作做起，整理古籍工作放在第二步。二、《辞源》、《辞海》可以把当前政治不好的内容删掉，其他不动，然后再整理提高，不要做得太快，并与学术研究工作配合起来，搞一个委员会。”[6] 1954年9月17日，国家出版总署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党组呈请示报告，报告对成立的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和筹建步骤等”提出意见。摘要如下：一、方针任务古籍、语文、辞书出版社的方针是：保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传播语文及一般知识。为此目的，必须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整理古典著作和出版研究古典的著作。编辑各种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和各类字典、辞书，以供应各方面研究参考之用。二、组织机构和领导关系：设社长一人，副社长若干人；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若干人，下设编辑部、经理部、出版部及办公室。在编辑出版方针上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并就有关业务与中国科学院建立联系，受其指导；在行政、出版业务和企业管理受文化部领导。三、与其他有关出版社之间的分工（略）四、关于筹建步骤：出版社先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叶圣陶（主任委员）、傅彬然、郭敬、徐伯昕、金灿然、恽逸群、王淑明、徐调孚等八人组成，先行开始工作。第一步先设古籍编辑室，第二步成立古籍编审委员会。 五、目前的主要工作：协助我署统盘筹划全国古籍的出版及近人研究古籍的有价值的著作的重印，分配、调整和督促各专业出版社有关古籍的出版工作，同时拟定一部分选题计划，自行组织专家进行一些断句和必要的校勘工作。[7]

1954年12月10日文化部党组就古籍整理和近现代学术著作出版问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报告首先汇报了文化部属出版社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的情况。接着就“这个工作需要确定一些原则问题”，提出意见。说明“出版古籍和近现代学术著作的目的，主要地在于供给我国学术工作者和一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以研究参考资料，以便于开展学术研究，帮助学校教学工作，并保存我国古代及近代的有价值的著作；同时，也应适当关照一般读者。”

文化部的这个请示报告较长，全文有4千多字，其中很大篇幅是确定古籍和近现代（旧人）学术著作的入选出版标准，即哪些人可以选、哪些书可以出，哪些人不可以选，哪些书不可以出。文件要求，对“读者范围很广的古籍、旧书，例如古典文学名著，在重印时应尽可能写一序言，介绍该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指导读者阅读”。文件强调了这项工作的计划性：“我们初步选出各类图书700余种”，今后将“征求意见，准备加以修改补充，分别先后缓急，按照上述办法，由有关出版社逐批重印”。文件最后提出“拟成立古籍出版委员会，以叶圣陶为主任委员，郑振铎、范文澜、翦伯赞、向达、尹达、侯外庐、金灿然、曾彦修、王任叔、傅彬然、恽逸群、武剑西、王寅生为委员”。[8]

习仲勋对成立古籍出版社的批示，是新中国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个文件。这个批示和中宣部等有关部门的系列文件（包括陈克寒报告、中宣部部务会议决定、出版总署［54］出党字第11号文件、文化部［54］文部党字第1号文件等），及其后为落实这些文件的一系列举措，在新中国古籍整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了我国古籍整理事业新的开端，即自古以来特别是晚清以降由个体（或少数团体）所从事的古籍整理，已进入政府层面的有组织、有规划、有章法的阶段；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关怀；也反映出当时政治的清明和领导者的远见卓识。

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日常工作由副社长郭敬主持，章锡琛、恽逸群任副总编辑，王春任党支部书记；编辑部则由一批对古籍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和资深出版家组成，主要成员除了章、恽两位副总编外，还有张静庐、曾次亮、徐调孚、陈乃乾、王叔铭、董第德、冯都良、侯岱麟等。随着古籍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文物出版社的相继成立，尤其是公私合营后的中华书局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定位及《资治通鉴》等一批古籍整理著作的继续出版，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经绽放出新春的气息。

（三）、《资治通鉴》的整理与古籍整理体例的制定

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最重要的古籍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我国古代史学名著，是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十九年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又“考异”、“目录”各30卷，分十六纪。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有关经济、文化等记载较为简略。目的在于供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此书范围广博，繁简适宜，结构精密，条理清晰，为历代所重。元初胡三省有《资治通鉴音注》，精审宏博，对书中所涉典章制度多作考订。该书和许多重要古籍一样之前一直没有标点本，现代读者阅读十分不便。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面示吴晗，要他商同范文澜组织专家，整理标点此书。[9]1954年11月组成“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并有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何兹全、郑天挺、贺昌群、邓广铭、周一良、容肇祖、章锡琛等12人分工负责标点工作，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任总校。把这么多素负盛名的文史专家集中在一起标点一部古书，可见当时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为便于工作，北京市还提供北海公园画舫斋内得性轩等作为办公场所。1955年1月，顾颉刚撰成《<资治通鉴>标点凡例》，凡例首先确定标点底本“是根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然后就标点、分段、校勘、司马光的考异、胡三省的注释、章钰的校记、附录等诸项体例作了说明；对标点符号（尤其是最难掌握的专名号、书名号）的标点更作了细致的规定；之后又协同出版社撰成《<资治通鉴>排版凡例》，由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组成校阅小组，负责全书复校。由于“标点委员会”人员齐正，学养深厚，工作热情，分工合理，合作默契，整理工作进展很快。1955年冬天，全书即完成校点初稿。与此同时，古籍出版社又密切配合，投入主要编辑、印制力量，安排当时印制力量最强的上海中华印刷厂和新华印刷厂承担排印，派徐调孚、高克辛专程前往上海负责编刊事务。本书付印前，又由章锡琛审阅全稿，再由聂崇岐审看全书校样，并作了若干改正。1956年6月，《资治通鉴》标点本出版。收到样书后，毛泽东叫秘书打电话给古籍出版社“表示满意”[10]《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对《资治通鉴》予以评介，对本书的整理出版表示祝贺。[11]

《资治通鉴》的出版，是建国初期古籍整理事业的一件大事。虽然，由于时间过于急迫（用于全书校点的时间仅10个月），本书校点难免存在一些讹误，但无论究之原著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整理人员的水平和名气，亦或是全书的整理质量和进度，都堪称一时之最。尤其是其“标点凡例”，精审简明，基本揽括了校点工作的要点，对当时古籍整理业务乃至之后“二十四史”点校等大型项目的运作，都有着重大的示范和参考意义。

（四）、良好的开端，喜人的成果

从1954年2月习仲勋关于古籍出版社成立的批示到1958年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小组的成立，这四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草创阶段。在这个阶段，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比较能够潜心专业，古籍出版机构得以调整和重组，成果也比较丰硕，古籍整理事业处于向上发展的趋势。

在机构方面，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还先后成立了文学古籍刊行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专业出版社，更组建了由出版总署直属的古籍出版社。其后，文化部“根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指示，拟加强中华、商务的出版工作”[12]，古籍出版社于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

在规划方面，文化部党组于1956年5月就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与规划向中宣部提交报告。报告肯定了这段时期古籍整理出版成绩，分析了古籍整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重申了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和标准，强调了古籍整理事业人才的重要，同时也指出了这几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报告提出了古籍整理出版12年（1956-1962）计划。要“用各种加工整理方法有步骤地分批地出版较重要的古籍1500种左右……计：学术思想类160种，历史地理类400种，文学艺术类185种，语言文字类40种，总类115种”。报告要求应根据不同类别的古籍实行不同的整理方法，“每种古籍的出版均应加上出版说明，并尽可能有一篇批判性的序言”。强调“加强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报告的最后提出：“为加强对古籍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并使之与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结合，拟吸收各方面负责人和专家（如科学院、北大、文化行政部门、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对古籍有研究的专家），组成古籍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掌握古籍的出版方针，审定选题计划和重要稿件”。报告建议齐燕铭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13]

这个时期，从事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的人员，主要由高校、社科研究院所的学者和出版社及其他部门的专家组成，前者如杨树达、刘文典、顾颉刚、邓之诚、王欣夫、王重民、高亨、邓广铭、周祖谟、钱仲联，后者如郑振铎、张静庐、王伯祥、赵万里、徐森玉、徐调孚、章锡琛、陈乃乾、顾廷龙、张友鹤等。虽然作为古籍整理队伍而言，此时尚未形成，而且年龄也偏大，但这些老辈学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后，都期盼着能在晚年得以从事所钟爱的古籍整理工作。如刘文典除董理历年校订所得，着手撰写《群书校补》外，并修改完善其抗战时期的旧稿《大唐三藏法师传校注》和《杜甫年谱》；邓之诚广泛收集明末清初的典籍，仅顺、康间的集部书即达四百余种，并增补《清诗纪事初编》，还同意为出版社影印的《太平御览》断句；顾颉刚正在整理《史记》及三家注，他在日记中感叹：“予久溷尘嚣，今乃得斯静境，讶为奇福 。” [14]

这个时期全国出版的古籍达一千余种[15]，其中人文类古籍，1954年39种，1955年95种，1956年81种，1957年188种，合计403种；其余为科技类古籍，成果堪称丰硕。这些古籍的整理出版，适应了当时社会特别是高校发展和人文研究的迫切需求，展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的风貌。这些书以基本古籍居多，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类，会要类等史书，《诸子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丛书，《红楼梦》等新版古典小说，《十驾斋养新录》、《癸巳类稿》、《助字辨略》等学术笔记和工具书，还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代禁毁书目》等书目题跋。尤其是不以人废言，出版了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为配合文字改革，当时的文字改革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一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

一些知名学者承担起当时的古籍整理任务，为学术界做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如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周祖谟《方言校笺》，杨树达《盐铁论要释》、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唐长儒《唐书兵志笺正》，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王伯祥《黄书·噩梦》等校点、章锡琛《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标点，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王重民《敦煌变文集》、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马廉《录鬼簿新校注》、刘永济《唐代歌舞剧曲录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赵景深《宋元杂剧钩沉》、王古鲁《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等。

1957年发生了“反右运动”。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及其后的岁月里，古籍整理、古文献研究乃至从事这些工作的专家学者，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古籍整理的特点，即其与其他文化工作相比所具有的滞后性，这种负面影响也是相对滞后的。因为1957年出版的古籍图书是在一年前甚至几年前即列入出版计划和编校运作的，所以这一年古籍整理成果倒是十分突出。全年共出版古籍图书近一百九十种，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整理出版古籍数量最多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