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与前行：新中国前三十年古籍整理历程（下）

 古籍整理的重创与前行（1967—1978）

（一）“文革”爆发，古籍整理全面停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显然，古籍整理属于“五一六通知”中要被“彻底批判”的对象，是“文革”风暴要扫荡的“四旧”。“文革”伊始，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一切业务工作全部停止，曾经那么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成为批判的靶子，十余年来精心编刊的图书、一系列的工作以及前人的文化成果被彻底否定，在编在制的书稿被无限期地搁置。中华书局的全体职工于1969年9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文革”中，从事过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大多遭遇非人的迫害：吴晗、翦伯赞早在“文革”发生之际就被抛出，在全国大批特批，最后被迫自杀身亡；齐燕铭、金灿然，这两位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要推行者，“文革”开始即遭批斗，金灿然身患重病，也不能幸免；高校和社科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更是“文革”重灾区，批判和斗争最为激烈，许多造诣精湛的学者、专家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封建余孽”、“反共老手”、“为旧世界招魂”、“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遭受无情打击和屈辱。仅“文革”最初几年，因迫害而含恨死去的，除吴晗、翦伯赞外，还有向达、陈寅恪、瞿蜕园、刘永济、刘盼遂、萧项平、傅乐焕、傅惜华、章锡琛、王仲闻等。文物、古籍损失也十分惨重，西藏扎什楞布寺的1万多卷轴佛画、10万册佛经以及几百箱档案，被付之一炬[2]。“九州生铁铸大错”，“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浩劫，使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遭受空前破坏，也使艰难中前行的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打击。

（二）恢复部分古籍整理工作

1、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文革”对全国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破坏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盼望有所改变。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同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3]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当时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批评，表达了对当时文化生态的严重不满和焦虑。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针对“文革”中所盛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向国务院出版口提出恢复出书的要求，指示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并针对当时对书稿审查、修改的不合理做法，特别指出：《资治通鉴》还要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4]

4月2日，周恩来更加明确批示：“二十四史”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里的“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既反映了周总理对顾颉刚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尊重，更多地是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高度尊重、信任和对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视。其后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呈送了《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

4月12日，周恩来又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说：“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5]

2、部分恢复及《柳文指要》的出版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被迫中断5年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是“文革”期间最重要几乎也是唯一的重大成果。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自1966年被迫停课后，6年未能招生；1970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但该专业未能招生。直到1972年，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再三呼吁下，才恢复招生，隔年招收，每届20余人。虽然过程艰难，但古文献学领域总算又有了新的读书种子。可惜的是，那几届的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及“批邓”等运动的影响。

“文革”十年，中华书局几乎没有出版过古籍研究类著作；不过，有一部书例外，这就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以下简称《指要》）。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人，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开始撰写《指要》，历时10年，完成百万字。该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卷一至卷四十一为“体要之部”，依传世本《柳河东集》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卷一至卷十五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的思想践履、政治主张、人生态度和所涉及的中唐政治、文学及儒释关系。1965年6月，章将书稿送给同样喜爱柳文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于6月26日写信称赞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6]同时，还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几处。于是，《指要》列入中华书局出版计划。“文革”爆发后，章士钊自己提出暂不出版《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毛泽东于1966年5月17日对章的来信做了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7]

1970年，也正是毛泽东批示“假以一、二、三年”的3年之后，《柳文指要》再度进入编辑出版流程。中华书局专门调回已被迫退休迁往四川江油的徐调孚担任该书责任编辑。1971年4月12日和6月14日，周恩来两次接见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都详细询问《指要》的出版情况，批示抓紧付印。同年10月，该书出版。

（三）因运动需要而出版古籍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同江青谈话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8]△次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9]。此后，一些报刊开始发表批孔、批儒、评法的文章和评论，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掀起。

1974年5月24日，姚文元在国家出版局报送中央的《出版工作情况反映》第91期上批示：“毛主席提出要注法家著作问题是需要规划的任务，建议出版局、科教组等能找一些人议一下，搞出一个规划，包含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大体分工、完成时间、对旧注的取舍原则等，报中央审批。”7月5日至8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落实了分工任务[10]。于是，一大批评法批儒的书纷纷出笼。

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到样书的不完全统计，自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全国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总印数1940余万册，约占同期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1/4。在这1403种图书中，“批儒”的有496种（包括儒家著作批注，如《论语批注》、《孟子批注》之类）；“评法”的有907种（包括“法家著作注释本”224种，“法家著作校点”及重印本34种，报刊文章汇编217种，活页文选294种，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法家人物评介”及相关资料138种）。其中对若干人物的著作注释重复很多，如关于商鞅的有69种，荀子的40种，韩非子的69种，秦始皇的63种，桑弘羊和《盐铁论》的36种，曹操的29种，柳宗元的48种。这些书、篇出版时往往都署上工农兵编写，被宣传为“创造了古籍整理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好经验，打破了工农兵不能整理古籍的迷信，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新生事物”[11]。

其实，这些评法批儒读物，完全是配合现实斗争、迎合政治需要的产物，不仅那些批注本毫无学术可言，即便是那些有专家参与的“法家著作点校本”，迫于当时的形势，就古籍整理规范而言，也存在着很大不足[12]。

那些年，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还出版了一些古籍或古籍中某些篇章的大字本。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记载，自1972年12月至1975年6月期间，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的大字本有以下70余种（篇）：

屈原《天问》，《明史·朱升传》，《三国志·魏书》中的张辽传、张郃传、夏侯渊传，《三国志·吴志》中的吕蒙传，《旧唐书·李愬传》，《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传、陆贾传，《晋书·刘元海载记》，《旧五代史·李袭吉传》，柳宗元《天对》、《封建论》、《天说》，章炳麟《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韩非子·五蠹》，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王充《论衡》中的《问孔》、《刺孟》，《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说疑》、《定法》，《商君书》中的《更法》、《画策》、《农战》，《荀子·性息》，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晁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流》、《上书言兵事》，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李贽《史纲评要》（辑录），《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洪皓《江梅引》，汤显祖《邯郸记·度世》（节选），王安石《桂香枝》，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剌《满江红》、《念奴娇》、《木兰花慢》，张元幹《贺新郎》、《石州慢》、《柳梢青》、《点绛唇》二首，白居易《琵琶行》，陆游《渔家傲》、《双头莲》、《鹊桥仙》、《真珠帘》，吴潜《满江红》，吴锡麟《梧桐树》。

这些“大字本”古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些古籍作品、作者的认知和古为今用的冀望，也折射出当时政治博弈及其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生命情状。这些“大字本”在满足毛泽东需要的同时，有少数通过内部发行渠道发行，有时还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种版本也随之停止了。 

（四）春回大地，古籍整理蓄势待发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文化大革命”结束，历经艰辛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和古文献学科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拨乱反正的日子里，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专家学者得以平反昭雪；一批饱受磨难的专家学者重新回到文化教育队伍，并得以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如张舜徽、杨伯峻、周大璞、程千帆、程俊英、王利器、沈文倬、姚奠中、吴孟复、金性尧、黄永年等。

教育部门是“文革”的重灾区，也是打倒“四人帮”后最具活力、最先迎接改革开放潮流的阵地之一，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宝贵价值和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他们本着“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历史紧迫感，着手抓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的培养。首先，是发挥新老专家的作用。而当时高校的状况已不容乐观:“文革”前，高校文、史、哲、经、教、法各科，副教授以上的专家7780多人，1977年统计，幸存的只有5800多人，大都年在70岁左右，虽然还是教学、科研（包括古籍整理）的重要力量，但毕竟年事已高；令人可喜的是一批中年学者已经成为骨干力量，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的专家，如裘锡圭、章培恒、郭在贻、许嘉璐、董治安、楼宇烈等，还有不在高校的李学勤、傅璇琮、庞朴等。第二，是大力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材。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迎来新时期的第一届本科生。其他几所高校也在积极申办古文献专业，古籍整理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有往改变。第三，是重视学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科涉古专业的学科建设方面，思路较窄，专业内容单调，不能适应对传统文化研究的需要，对古籍整理也缺乏理论和技能的引领作用，有些方面与海外汉学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凡此，都是重视古文献学科建设的动因。虽然限于条件，当时思考、布局并努力实践这些的，只有北大、复旦、武大、南大、北师大等少数高校，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地方其他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也在逐步前行。

在古籍出版机构各方面，1977年12月，国家出版局正式宣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独立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党组批准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临时党委会的请示报告，恢复中华、商务“文革”前的方针、任务，暂时保持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出书。（1979年8月，国家出版局宣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立，恢复“文革”前两家出版社建制。）

在规划方面，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7年12月底就古籍整理出版分工和规划问题召开了协商会，对古籍出版计划和项目做了分工，协调了相互间的合作。

1978年春天，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部出齐，一代古籍整理工作者倾尽心力的伟大工程终于完成。新华社、中国新闻社分别发表电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海内外报刊都做了报道。这一年，新中国最重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其间，一些因“文革”而被搁置的书稿得以继续编刊，一些老专家的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得以陆续完成，如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及黄侃遗稿整理，游国恩的《离骚纂义》，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吴文治的《柳宗元集》，顾学颉的《白居易集》，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邓广铭的《稼轩祠笺注》修订本及年谱，唐圭璋的《全金元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该书1966年写出初稿，1977年修订完成）等。一些中年学者更厉兵秣马，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献上了他们的扛鼎之作，如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聂石樵的《楚辞新注》、许逸民点校的《庾子山集注》，等。

虽然，此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尚未恢复，齐燕铭又于1978年10月21日逝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尚缺乏全局性的操盘；对古文献学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于古籍整理实践及体会中，尚缺乏论述和总结。但是，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专业队伍在逐渐凝聚，一股前进的、承上启下的力量在成长壮大，大地回春，万木复苏，经历了30年曲折前进的中国古籍整理正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