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古籍整理

诸伟奇

一、文化传承

（一）什么是文化

要讲文化传承，先讲一下什么是文化。对文化的定义，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等，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等也都是文化。老百姓口头所讲的文化，如某人有文化或没文化，多指的是知识，主要是语文知识，如“学文化”。传承，字面的意思是传授继承，与“文化”搭配，指的是文化传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劈头就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这个“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我们结合下面的内容，再作展开。

（二）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我们要传承的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辉煌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整个中华文明史，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或者说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诸多优秀、深邃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和精神滋养贯穿其中，给我们今天以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文化传承”的第二个问题——

（三）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

或者叫“文化传承的当代形态”。中央两办“意见”，将其归纳为三大块。

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历代先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

《易·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汉·扬雄《法言·问道》：“可则因，否则革。”  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  (治：治理，掌握。）；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

《老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唐·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行：德行。 随：固循。）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

这一点先贤讲得特别多，也特别明白。如《管子·治国》：“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患：担心。寡：财富少。不安：不安定。） 《老子》：“我无事而民自富。” 《荀子·王制》：“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汉·荀悦《申鉴·政体》：“足寒伤心，民寒伤国。”（ 民寒：百姓贫穷。）；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易·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之气互相交合而万物得到亨通。）《易·革卦》：“顺乎天而应乎人。” 《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效法，依循。）  《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唐·刘禹锡《天论上》：“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二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 这些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一代人的行为方式。比如，我们从小评判一个人好坏善恶，分析一件事的是非曲直，都是自然而然地以上这些道德规范作为标准；而且，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是非标准大致是一样的，这也说明古往今来人们真善美的标准是比较一致的，关于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内容，前人讲得很多，但更多的是在做，在践行。确实，在道德方面，做比说重要得多，要言行合一，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可以做而不说，绝不能只说不做，或说得多做得少。

三是中华人文精神。这些长期积淀而成的丰厚的人文精神，主要包括：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可以简化为两个字：包容）。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各种文明因素的整合，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发散，周围向核心趋同，彼此互相吸收、融合、补充，汉族和汉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百川归海”、“海纳百川”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辩论；唐代儒、释、道三家并用，相互渗透影响；元、清两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基本延续宋、明时期的教化礼仪，承续了中华文脉。在中国历史上，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使出身庶族（即平民百姓）的士人进入仕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才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这就体现了朝野、士庶之间的包容和融合。历史证明，凡是包容得好，社会就处于上升、发展；出了问题，社会就不安、动荡。

人文精神还包括：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皆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和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等，这些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最智慧的表达，也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技、学术，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里特别说一下“中和”理念。这个理念概括了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特别是人自身的和谐。前人这方面的精论很多，如：

《易·系辞上》“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管子·重命》：“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 《论语·子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大利不成。” 《论语·先进》：“过犹不及。”（过了头与赶不上都是同样的。） 相对来说，老子的中和理念最为突出。《老子》第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张：弓上弦，喻处事峻刻。弛：弓下弦，喻处事宽缓。文武：周文王、武王）

历代这类文化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这个中和理念非常重要，人与自然和谐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调整人的生活方式适应自然的规律，尽可能地保持生态平衡；人与人的和谐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既考虑局部的利益更注重整体的利益，以达到整体、个别的协调发展；个人自身的和谐，包括身心两方面协调、健康。

（四）文化传承的几个因素

一是时代因素。传承本身就是个时空的概念，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决定了那个时代（或时期）的文化传承态势。时代状况主要体现在主政者的认知及其文化政策上。对此，我国历史上正反两方面可资佐证的例子不少，最有名就是“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丞相李斯提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书外，焚毁《诗》、《书》及其他著作，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则以吏为师。次年，方士、儒生有所反抗；始皇怒，将460多名方士、儒生坑死在咸阳。以后还有所谓的“十厄”，这“十厄”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官藏书籍的十次大散亡。第一厄，就是秦始皇焚书；二厄是西汉末年，赤眉入关，宫室图书，并从焚尽；三厄是东汉末年，董卓移都，图书缣帛，都拿来作帷囊了；四厄是西晋末年，刘（渊）、石（虎）乱华”，朝章阙典，从而失坠；五厄是南朝梁时，周师入郢，元帝自焚藏书；六厄是隋末，炀帝被杀，图书遭焚；七厄是唐天宝五年，安禄山入关，玄宗奔蜀，图书损失殆尽；八厄是唐末黄巢入长安，禧宗出走，书籍焚尽；九厄是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人入汴，图书散佚；十厄是南宋德裕二年，蒙古兵马南下，军入临安，图书礼器被运载一空。这十厄是明朝人记的，其实关于图书大的劫难还有不少，最大的是太平天国时，江南图书遭受惨痛遗失，仅《四库全书》抄本就被焚毁两部多（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

当然好的因素也不少，如汉初“文景之治”，对黄老学说的推崇；魏、晋时对玄风的认可，其后对佛学开放；尤其是宋代学术风气比较宽松，文化学术也很繁荣，宋初的“太平四书”，后来的程朱理学。明清都有文字狱，清朝延续的时间更长些。明朝管上不管下，下面的风气在变，有些自由化，尤其是民间出版方面，管理者也顾不过来。清朝管，而且管得严密而有条理，时间也比较长；但统治者提倡文化学术，鼓励人做（当然是在政策范围内），所以清代的文化、学术比较繁荣，成果很多。

二是地域因素。地域文化在文化传承中的内容、特色、价值，现在人们是越来越清楚了。像“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闽海文化”，还有“徽学”、“藏学”、“敦煌学”等等，它们既是具有地域特点和独特内容的地域文化和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都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之间没有谁低谁高的区分，只有尚待发掘和研究的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最初我们多说“同”的那一面；后来，在揭示和强调地域文化在传承中的特色和重要性时，多强调“异”的那一面；现在，是不是又该多些强调“同”的那一面了？试想，戴震当年若不从徽州走向京城，就不可能是后来的戴震，那样“乾嘉学派”或许改写。后来的胡适也是这样。

三是人的因素。不论什么时代，人在文化传承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像孔孟老庄、朱熹阳明、李杜苏辛等等。关乎文化传承的，不仅是那些提出思想、创立学说、建构体系的伟人（包括创作了不朽作品的杰出作家），还有一大批潜心学术、术有专攻、终身无悔的学术传承人（或叫文化摆渡人）。

    顺便提一下“国学”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融合儒释道诸家，其中又以儒学为主体。所谓“国学”之兴，更多地源自晚近以来西方文化的照鉴。如果给它个定义，我还是比较同意袁行霈先生的提法：“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以及研究中国传统的典籍、学术与文化的学问。

   “国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提法容易含混，还是提中国传统文化为好。文化传承，传承和弘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其它。

我不赞成小孩子读四书五经，一是不该读（我到现在也没有逐字逐句地读完），无用；二是误人（体力、智力、时间上都无益有害）。

二、古籍整理

（一）、什么是古籍整理

先说什么是古籍。简单的说，古籍就是古人写、印的书籍。一般指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历代写本、刻本、稿本、拓本等。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稿（如《四库丛刊》、《四库备要》等）也属古籍。有两个概念要说明：一、单纯的甲骨文、金文不是古籍。因为甲骨文是一种古文字，古文字和古书不是一个概念，这个道理不用多讲。二、古籍与古文献概念是不同的。二者在内容上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相同的部分。古文献可认为是古代一切文字载体的总称。我们甚至可以更简单地认为，古籍就是古书。讲清了古籍，就可以说明古籍整理的涵义了。所谓古籍整理，就是为了便于当代人的阅读和利用，而对古籍所进行的种种加工，主要包括校勘（含辨伪、辑佚）、标点、注释、今译、影印及编制索引等工作。整理对象的上下限：上限是春秋战国初，即出现古籍的时期；下限到辛亥革命（1911年）。

（二）、我国古籍整理的历史源远流长

因为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原因，书籍在流传中，可能会在形态上、内容上或读者理解上发生变化，如书的某些文字、卷帙的缺失，某些内容被（有意或无意地）增删、改动，对前人字句理解上的困难等等，这就需要相应的整理加工。缺失的需要补齐，乱简的需要理顺，作伪的需要辨证，理解有困难的需要注释疏通。这项工作，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记载。最名的是孔子删定《六经》。（王充《论衡·效力》：“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徵文，无所不定。” ）当然，更早的是正考史，他是周宣王时的宋大夫，孔子的七世祖，他曾校定《商颂》各篇的次序（见《国语·鲁语》）。中国古籍多，历代从事古籍校勘和注释的人也为数不少。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历代古籍比较接近本来面貌的得以保存和流传。几乎每一部文献学史、校勘学史都要载述历代校勘学家及其校勘成果，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做展开。

（三）、古籍整理的意义和成就

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留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存的古籍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学术界一般认为在10万到15万之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古籍，也就没有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当然也谈不上“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了。整理出版古籍，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此外，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就是通过抢救、挖掘、整理、出版、研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无价之宝保存下来，完善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38年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接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58年，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古籍整理十年（1962-1972）规划。这一届小组做了很多可贵的工作，整理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古籍，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及一些大家名家的别集、著名的小说、戏曲等。在那样一个时期，克服种种困难，为后来古籍整理事业打下来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新中国前三十年古籍整理状况可以用“曲折前行”四个字概括。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的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了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是李一氓）。这届小组制定了九年（1982-1990）规划，成立了相关机构，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相关机构和专业出版社，一些高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从此，古籍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有搞整理的，有搞出版的，有搞研究的，有搞教学的，有搞服务的，形成了一个有领导、有规划、有组织的，也有一定条件的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个时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前组建了第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所有常委题词或发贺信。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顶尖级专家，如白寿彝、邓广铭、吕叔湘、启功、余冠英、张岱年、季羡林、胡道静、饶宗颐、程千帆、任继愈等参加了会议。安徽省作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成绩突出的省市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根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有3万种，其中近90%是近30年来出版的。目前每年出版的古籍图书有近1800种，其中学术类古籍图书800种左右，普及类古籍图书1000种左右。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传承价值的精品力作，如《中华大典》、《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家谱总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中国大藏经》、“新编诸子集成”及续编、“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古本小说集成》，《全唐五代诗》、《全宋文》、《全宋诗》、《全明文》、《全明诗》、《全明词》，《朱子全书》、《王阳明全集》、《船山全书》、《戴震全书》，还有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出土文献整理项目和以《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闽台族谱》为代表的古代档案文献资料等等。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真是繁花似锦，缤纷繁茂。

     在古籍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全国有5所高校设立了古文献专业，89所高校设立了古籍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近2000人。

   我省的情况大致和全国相仿佛，但有着自己的特点。我省古籍藏量居全国前三位，有书有目的有六千余种，是古籍大省。这既说明我省古代文化在全国居有先进地位，也说明我省古籍整理出版任务较重。我省古籍整理工作起步较晚，真正有成效的起步是从1988年冬天开始的。和全国多数省市古籍整理工作状况相比，我省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建制比较完善，有三委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和古籍办。二是多年没有间断，每年都能出几部书，而且能按照古籍整理规范去做，注重质量。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了海内外好评。以我省经济状况，能做到这些，确实不容易。这除了专业人员比较投入，方方面面比较支持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同志特别是已故魏心一魏老全身心的重视和支持，是他的人格力量在感召着我们从业人员。

新时期安徽古籍整理成果最著名的是《安徽古籍丛书》。这套丛书已连续28年，迄今共出版150多种，7000余万字，多次荣获全国和省级优秀图书奖，在海内外都有影响。

（四）、古籍整理的方法

1、选择底本

整理古籍时，选定以某个本子来影印或以某个本子为主进行校勘、标点或注释、今译、编索引，这个本子就叫做“XX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也称“工作本”（或称 “工作底本”）。 

 我们都知道，一部书不同的版本，差异很大。如《水浒传》，七十一回本，结尾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二十回本，有宋江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剿方腊，最后一百零八将或死或散，结尾是“徽宗梦游梁山泊”；一百回本，少了一百二十回中的九十至一百十回，即少了征田虎、王庆；还有七十回本与七十一回本也有区别。又如《红楼梦》，它的版本更复杂，有两大版本分歧。一个是脂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系统，今存抄本有11种，存本回数不一；另一个是程本系统，有程甲本、程乙本。 再如《论语》，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但最重要的还是这几部：三国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所以选择底本，是整理古籍所有工序中最主要、起决定作用的工序。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怎么选择好底本呢、。一种古籍若有几个不同的本子，其中总有优劣之分。我们的工作就是选优避劣。劣的本子，通常称为“劣本”或“恶本”，优的本子则称为“善本”。选择底本也就是选择善本为底本。什么是善本呢？即如何判定善本呢？曾经有过“三性九条”，那是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制定的，现在看来标准高了，用在一般古籍的整理上，操作性也不强。有人把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1）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2）校勘精审的本子才是善本。整理古籍，首要的一点就是消灭在传抄刊刻中产生的错误缺漏，使古籍尽可能回复其本来面貌，理所当然地要选用校勘精审、比较接近原书面貌的善本作为底本。但能同时具备两种涵义的善本，则更佳。要选择合适的善本作为底本，必须学好版本学，尤其是版本目录学（即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

2、校勘

什么是校勘？首先有明确，校勘是古籍整理上的概念，不是近现代人文章或书籍的校对。简单说，校勘就是用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进行核对、研究，考订出文字的错误和异同。从而使人们获得接近于原稿的本子。校勘既是古籍整理的方法，又是重要的必备的工序。如何校勘呢？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清代学者的校勘经验，提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书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对校。所谓对校，就是以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读，遇到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底本如果是原稿，就不要再校对校本了。底本外如果只有一二个不同的本子，情况也就比较简单。底本外如果有若干个不同的本子，则要弄清楚各个本子之间的渊源递嬗，先弄清所校书的版本源流，选择若干与底本不同渊源的作为主要对校本。一些版本很多的，还可以列出参校本。对校本，是用来逐字逐句与底本对校；参校本，主要用来检核底本与校本相异处，或书上一些有疑问的地方，也就是校相异有疑处。

对校一定要细致、认真，一笔不苟，但不要搞繁琐哲学，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对校本能纠正底本错误之处、以及与底本意义两可之处记下来，其余底本不误，对校本有误之处则不必一一照式记录。

（2）、本校。所谓本校，就是利用本书的前后文字，进行对比求证，从而考定文字的异同，明确其中的谬误。如陈垣在《元典章校补》中就是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

（3）、他校。所谓他校，就是以他书校本书。所校勘的书中，有采自前人的，可以前人的书来校；有被后人所引用的，可以后人的书来校，其史料有被同时之书所并载的，可以同时之校来校。如前人校先秦诸子，往往校以《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等类书。使用他校法必须熟悉古籍。另外，他校法有局限性，因古人引书多以意引，故不能轻易据改。

（4）、理校。所谓理校，就是在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须据理推测其正误，定其是非。运用此法进行校勘必须广泛掌握材料，谨慎从事。理校最大的危险是以不误为误。所以，不能“卤莽灭裂”，要慎之又慎。二要有通识，即尽可能多的掌握文史知识。

我们为了讲解方便，才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分别讲解，其实，在校勘实践中，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四种方法是结合在一起运用的。

（5）、校记。将校勘成果（即校勘异同得失情况）写成文字，收进整理的古籍里，前人称之谓校记或校勘记。校记的作用，或者说写成校记的目的，一是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以取信于读者；二是以利于后人定是非，有了校记，备列异同，或加以己见，使读者可以从中抉择。校记的形式，通常有三种：夹在正文之中，用小字，一般排双行；放在每篇之后；放在每卷之后。现在以第三种形式居多。竖排书，校码用六角号，如〔一〕〔二〕……，正文中的校码应置于句末标点符号上面。校记应用浅近的文言文撰写。具体写法举例：a、“某字某本作某”（校对）。b、“据某卷某篇作某，此亦当作某。”（本校）c、“某字某书作某。”（他校）d、“某字当作某。今据改。”（理校） 校记的体例、行文规范务必要前后统一。

3、辑佚

有两层意思：一是辑录散失的书籍、文献；二是辑录底本、校本外散失的文字。针对某一本的整理而言，通常指的是第二层意思。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讲了。

4、辨伪

就是辨别、审定古籍或古籍中文字的真伪，实质就是考证。有人认为辨伪不属于古籍整理。不管属于不属于，今天都不能展开讲了。

5、标点

这是当代古籍整理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也是最重点的内容。标点古籍，看似容易实艰辛。说它容易，是因为能读懂古书，就能标点；说它难，是因为真正能读懂古书，又谈何容易！

标点符号的使用在我国是近一百年的事，相当于标点的，我国古代叫句读。句读这件事，古人是很重视的，唐人李匡义在《资暇集》里说“学识如何观点书。”清人姚鼐曾说：“圈点启发人意甚于解说。”吕叔湘先生认为标点是“古籍整理第一关”。

标点古籍依据的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2012.6.1实施）。参考条例是全国古籍办（及中华书局）制定的《古籍标点释例》。

《标点符号用法》共列出16种符号，有句号、问号、感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标点古籍只用其中的13种，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一般不用。

标点中最大的硬伤就是破句，也就是不当断的断了（特别是打句号）。应当断的不断也不行，一逗到底，连成一片，那怎么行？古籍整理中，最难标点的是下引号、专名号和书名号。这些标点，不但初学者容易出错，也往往使一些成名者露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标点古文，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下面举些例子以加深理解（见附件）。

通过以上例子，说明标点古籍确实不容易，稍不注意，就会出差错。而错误的标点，还不如不标点（这是俞平伯先生的话）。根据前辈教导和实践体会，要做好古籍点校工作，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版本、目录、校勘和文字、音韵、训诂学知识，这是基本功。要能读得通古文，要认识并会处理书中的古今字、异体字和通假字；要会查书目，要知道一点版本常识，要掌握校勘知识和技能；同时要有通识，具备比较广泛的文史知识，尽量地做到文、史、哲打通。因为古籍往往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其中有各个朝代的职官、地理、制度、沿革，还会有大量人名、地名。人物中有著名的，也有不著名的；人物有正名出现的，也有以别名、别号、别称出现的。要标点好古籍，很多知识都不能少，比如避讳学。旧时对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来或写出来，叫做“避讳”。所犯之讳分公讳和家讳。古籍中有的字常因避讳，而有改字、空字或缺笔。遇到这种现象，要不要回改本字？这就有讲究。原则上是凡作者本来用的避讳字（家讳），一律不改，以保存原书的面貌，后人版刻和抄写避讳，则应改回本字。

     古籍整理工作，在当代不可能是显学，但它是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沉潜下去也确实是有很多意思的工作。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做好它，一是要真的热爱它，二是要多读书。